风光：南下求学的内地生自带耀眼光环

　　1998年，香港开始招收内地本科生。在开放招收的最初几年，港校的招生模式与如今有很大差别，是以委托内地合作高校“代招”的方式进行的。招收的内地学生人数很少，被控制在一百人左右。如港大1998年仅招收了29名内地生。

　　2003年，国家教育部正式批准八所香港公立大学可以面向内地招收自费本科生，这一年被称作港校内地自主招生“元年”。2005年，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加入了“全国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计划”，纯以高考总分择优录取，其他六所则维持高考成绩加面试表现的录取方法不变，这一局面一直延续至今。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港校成为了内地老牌名校之外又一类备受状元及其家长青睐的选择。“港校热”的火焰一度燃烧得轰轰烈烈，2011年，香港大学一举招揽了11名省级高考状元，占全国状元总数1/3以上，被录取的所有状元都拿到了一年16万港元的全额奖学金。

　　这些当年南下求学的内地生们也自然带着耀眼的光环。目前在香港中文大学就读工商管理学士综合课程（IBBA）二年级的本地生Sarah张莉仪说起自己中学时从老师口中听来的的对当时内地生的印象：“（老师）他对我们说，那些来香港读书的内地生真的好优秀，是天之骄子，就是天才那类人……他们真的很厉害。”

　　转折：港校在某种程度上的“去精英化”

　　但这股热潮在2013年遇上了它的转折点。

　　这一年，香港大学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共12513份申请，为历年最高。而同样是这一年，辽宁省文科高考状元刘丁宁在开学未满两个月时，毅然从香港大学文学院退学，返回家乡本溪复读，掀起了社会对中港两地教育制度的大讨论、引发了内地对“港校热”的一轮反思。

　　2014年，多所港校的申请人数出现了多年来的第一次明显下滑。当年香港大学只招揽到了两名省级状元，其余状元全部被北大清华囊括。而这一数字在2016年降为了零。

　　与“港校热”一起消退的，还有来港内地生的光环。当港校不再是状元心中的“第一志愿”时，生源也就完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去精英化”，入读港校竞争的激烈程度也相对地有所下降。

　　Sarah张莉仪进入大学后，会抱怨身边有些内地生的英文水平：“我上课认识一些内地生，他们不肯讲、不会讲英文，语法错、发音错、流畅度低。我知道他们的考试成绩很厉害，但英文不好真的好减分。”

　　同时，港校的招生政策也在发生着变化。

　　2017年香港中文大学修改了奖学金章程。往年，只要在省内被中大录取的学生中，高考排名最高（文科、理科各一名）就可以拿到包括学费和每年约四万港元生活费在内的全额奖学金；

　　而在这一年，全额奖学金的门坎被提得极高：拿全额奖学金还需要有省级的“状元、榜眼、探花”的头衔。同时在“全免学费奖学金类”保持不变的同时，增加了“半免学费奖学金类”一项。

　　很难说奖学金政策的改变是否影响了内地生的报考热情。但拿2017年中大在安徽省的收生情况来说，理科投档线首次突破全省排名一千名大关，这个位次在当年本科一批招生中大概可以投档北航、同济档次的高校。

　　潮落的背后，是复杂的社会因素的交织：内地高校的崛起、考生心态的变化、中港矛盾的浮现……各个维度的改变迭加在一起，共同促成了这场风光之后的转折。

　　港校在内地招生20年的历程，是一段考生与高校相爱相择的双向故事，在经历了萌芽、发展、高峰与回落之后，双方都在20年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起回归理性。

　　什么是我真正想要的学校？什么是我真正想要的学生？这才是自主招生下，考生与高校应该思考的最本质问题。

　　开阔与逼仄：一场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冒险

　　那些来香港读书的内地生们，都在多大程度上认同自己当年的选择呢？说起选择港校的初衷，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会回答是被她的世界声誉还有国际化、自由的教学环境吸引。

　　就读香港中文大学城市研究学系的二年级内地生曾冰冰说她在高一时便埋下了“港校情结”：“我高一就定了来香港读书的目标。因为香港比较高的国际化程度可以作为之后（出国）留学的跳板……不一样的教育体制也可以让人学到更多元的东西。”

　　不输内地超一流高校的国际排名；海归教授、高比例国际学生；英语授课、弹性选课、较内地高校轻松容易的转专业程序；更灵活多样的功课形式、更具国际视野的课程内容还有丰富的学术资源、自由的讨论空气……这些都成为了内地生眼中港校充满魅力的闪光点。

　　来香港后，这些当年的想象又是否得到了满足呢？

　　曾冰冰说，重视全人教育的理念使大学提供了非常多不同领域的通识课、学术讲座，她可以不断挖掘自己的兴趣点，并有与知名的教授、人物讨论问题的机会。而强调自主性的小组功课、注重讨论的小班研习，曾冰冰也都觉得要比内地稍显死板的课堂更适合自己。

　　可另外一方面，她也发现这样的教学模式对学生的要求没有那么严格：“比如老师不会要求你学生每节课都来上课，学的内容相较内地顶尖大学在深度和数量上也有一定下降……有些学生出现懒怠的现象。”

　　而英文授课方面，有些幻想也被打破。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四年级的内地生周末同学说，有时候他会觉得大学是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很多课是为了英文授课而牺牲了质量……有些老师的英文水平其实不行，如果让他们用他们熟悉的语言来讲课，普通话或者粤语，那么课的质量绝对不一样。”

　　英文学术环境下，挑战也随之而至。

　　香港大学计量金融学专业的高和乐同学说：“港校提供的听、说英语的机会比内地多得多，学英语的环境较内地更好。但同时也对学生的英语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说在港大，英语程度不仅影响功课质量，也关乎到学生面试和出国交流的机会。相比起从小接受了更加扎实的英文教育的本地生来说，内地生的确会面临一些压力。

　　英语之外，广东话是另一道难过的语言关。

　　虽然在“两文三语（粤语、英语和普通话）”语言政策推广已达二十年的香港，说普通话所带来的生活上的不便已基本消失。出门乘坐交通工具、购物、用餐、办理各种事务都可以无畅使用普通话。

　　但广东话在内地生与香港社会之间造成的隔阂不仅没有被克服，反而超越了语言层面。“这种徘徊在主流语言体系之外的感觉，不断提醒着我自己异乡人的身份。”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就读的内地生李晓利说，“有时候我不愿意和本地人说普通话，那样好像一开口就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哦，你不属于这里，你不属于我们。”

　　大学校园里，这种语言和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也在内地生与本地生群体之间造成了难以消弭的隔膜。很多内地生都反映，在课堂之外，自己与本地生接触的机会其实不多，实时有也很难与本地生发展成知心朋友。

　　社团活动中，常常可见的是内地生与本地生“各自为政”。“一个社团既有本地生也有内地生，这种情况有但是真的不多。”李晓利说，“大家讲的话不同，生活习惯不一样，更不要说价值观层面上的分歧……所以交流、融合起来真的很难。”

　　开阔的国际视野、不一样的社会环境，赴港求学的背后其实也隐藏着难以同外人言说的困局与无奈。这场开阔与逼仄交织的历险，给每位内地生带来的都是人生无上的机遇与挑战。